导读：清华大学李希光：《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提出的“无主体博弈”概念，揭示了历史演化的真实面貌，即没有永恒主宰，而是多元文明持续博弈。在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曾经形成共同体关系，但殖民主义打断了这一传统。冷战及其后的美欧霸权通过军事、政治与文化渗透，压制了亚洲文明的话语空间。当前，亚洲文明正在迎来新的复兴，但必须警惕西方将地方性价值冒充为普世价值。

　　据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消息，近日，由清华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协办的“文明共同体与文明互鉴”专题研讨会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新书分享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02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习研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主持。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围绕其新作《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进行分享交流。白钢指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是融合文明史、宗教史、世界体系说、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文学于一体的一部作品。本书不仅展现地中海共同体的物质和精神意义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探索它背后深层次的精神演化的动力，既是一个文明史意义上的作品，也是一个思想史的作品。西方中心论强调希腊文明的“独立性”，但本书指出希腊文明的精神内核与制度遗产（如哲学、悲剧、城邦政治）实际上是在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文明的持续互动、借鉴乃至冲突中发展而来的。本书构建了精神-物质-制度三重互动的分析模型，使得宏大历史的叙事与现实有了可感可触的联系。此外，本书用比较文明视野，将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置于与中华文明共同体、印度文明共同体的对话框架中，凸显其独特性与互补性。真正的伟大文明是在与其他伟大文明的持续交互、革新乃至自我革命中成就的。白钢强调，文明之间肯定有冲突，但是认为文明共存的命运只能是冲突，或者只能是一方向另外一方屈服，这是一种高度狭隘的认知，很遗憾这个认知总体来说就是从后来地中海世界演化的历史事实当中推论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要跳出这样的视野。我国目前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所展现的交流、互鉴、共存的历史智慧存在内在相通性。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作为历史上多元文明共存的典范，能为今天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些建设性思路。

　　鄢一龙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是一种文明型现代化，而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简单模仿。习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现实主义范式与自由主义范式，提出了一种以平等、互鉴、共赢为基础的“共同体主义”新范式，这需要我们加强对于共同体理论和文明互鉴的研究。鄢一龙表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融合了文明史、宗教史、比较语言学与世界体系理论，构建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框架，突破了西方中心论长期塑造的叙事。该书展现了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动，揭示了文明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在互动、借鉴与冲突中成就的。鄢一龙强调该书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经历对于普遍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第一个否定是对于伪装成“普遍性”的西方特殊性的否定，第二个否定是通过将中国特殊性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经验上升到新的普遍性。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但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世界故事。白钢的学术实践正是这一努力的体现，以中国立场观察世界，又以世界视野阐释中国经验。这种研究不仅打破了西方话语的垄断，也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韩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希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清华大学科研院李贵涛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研究员魏南枝，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刘晨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飞岸，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北京大学经典与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戴熙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心想等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韩震回顾了自己长期关注“地中海文明与希腊哲学兴起”的研究，指出西方中心论刻意突出希腊的独立性，切断其与近东文明的联系，反而拉近希腊与西欧的关联。《地中海文明共同体》通过翔实的考证，证明希腊文明深受周边文明影响，从而纠正了西方自我建构的“神话”。西方通过“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将最初原始状态的日耳曼文化与希腊罗马联系起来，将欧洲特殊的历史经验普遍化为绝对“理性-文明”，使欧洲与东方的“愚昧-野蛮”二元对立起来，并借此确立话语霸权。而《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以文明共同体的概念重塑了历史叙事，有助于突破这种偏见。但是，在使用周期律解释历史时要谨慎，避免忽视偶然性与复杂性。韩震还指出，中国与西方文明路径的差异显示，文明演进并非必然，而是条件、环境与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李希光结合自己几十年来对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一手调研，强调西方叙事将历史简化为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的单一路径，而真实历史始终是多元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提出的“无主体博弈”概念，揭示了历史演化的真实面貌，即没有永恒主宰，而是多元文明持续博弈。在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曾经形成共同体关系，但殖民主义打断了这一传统。冷战及其后的美欧霸权通过军事、政治与文化渗透，压制了亚洲文明的话语空间。当前，亚洲文明正在迎来新的复兴，但必须警惕西方将地方性价值冒充为普世价值。金砖国家的崛起说明多极文明共存趋势愈发明显。李希光呼吁亚洲文明对话应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形成自主的话语体系。

　　赵月枝从传播学角度，称赞白钢将历史语言学与文明共同体理论结合的独献。《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不仅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还提出了基于轴心突破的普遍性框架，使不同文明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展开竞争与对话。同时，“地中海文明”的提出具有反种族主义意义，不再局限于欧洲白人叙事。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已难以为继，一个新的文明格局正在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汉语的延续性和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优势，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独特潜力。赵月枝呼吁从文明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白钢的研究为发展文明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工具。这既是理论创新，也是现实关怀。

　　李贵涛从跨学科视角对《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进行评价。他指出文明史不仅是学术问题，更与国家战略、社会治理和安全密切相关。文明研究不能成为“内行人的游戏”，而应当成为支撑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表明文明史研究能够为现实政治与社会治理提供思想支撑，其价值不可低估。李贵涛批评了狭隘的专业主义，指出过度强调学科界限，反而会削弱学术的现实意义。跨学科综合的学术创新有助于打破西方长期的学术话语霸权，使中国能够提出自主知识体系，并在国际舞台上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李贵涛呼吁，人文学科应与军事、科技一样，成为国家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南枝聚焦于白钢提出的“创生论、生生论、无生论”理论框架，指出其深刻揭示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重关系。魏南枝认为当下部分政策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人与自身的内在调和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一不足在当今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中尤为明显。文明互鉴不仅意味着文明之间的交流，更意味着个体精神的自我调和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魏南枝呼吁将这一框架系统化，使其不仅停留在学理抽象上，还能转化为现实治理的思想工具。这种生命观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深刻参照，既能回应现实困境，也能为未来发展提供价值引领。

　　刘晨光表示，白钢的著作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提供了知识论与文明论基础，其通过大篇幅论述前轴心时代文明，将地中海各文明置于共同体框架中，为理解文明多样性打下基础，也将推动对各文明及其与古老文明关联的研究。该著提供了新思维框架，许多个性化评注值得关注。其中涉及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后，如何构建基于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论述，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应为不同文明提供交流平台，是共生性的。该著还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创新发展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文明理论。

　　张飞岸认为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以冲突为核心逻辑，而中国学者应当提出以“互生共生”为切入点的新视角。这一理论更符合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未来趋势，但目前学界尚缺乏足够的人才与体系建设。而《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完全可以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展开对话——前者强调文明共生共建，后者强调文明对立冲突，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学术对话不仅有助于突破西方理论的局限，也为中国提出新的文明观与国际关系叙事提供了重要契机。

　　王学斌指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重要贡献在于其跨学科性质，将文明史、语言学与思想史结合，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这种研究方式不仅服务于专业研究，也能启发普通读者，使他们在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在当下世界格局中找到定位。但是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要警惕走向“中国中心论”，在国际语境中保持谦逊与开放。文明共同体的叙事不能只强调交流与共生，还必须揭示矛盾与冲突的存在，否则难以在国际舆论场上获得真正的说服力。王学斌认为，文明史研究应当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思想资源，而不仅是学术圈内部的探讨。

　　戴熙宁表示白钢的文明研究为学界弥补了许多知识空白，但在概念界定和方法论上可以深化。文明的根本特征在于“可久可大”，即具有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普适性，包含五个层次：器物形态与生产生活方式、制度体系与社会协作模式、价值观念与精神信仰、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字。谈“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要能说清楚是在文明的哪个层次上有“共”与“同”而成“一体”。具体而言，要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尼亚、印度、伊朗、希伯来、希腊等文明的演进中，说清楚其交流互鉴的结构变迁，哪些文明要素被后来的文明吸纳了，哪些消亡了，这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结构的特质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有重要意义。

　　陈心想在研讨交流中分享了三点体会。首先，他围绕“共同体”概念的流变进行了梳理，从最早费孝通先生引入community概念，到不同学派对其翻译的差异，再到今日以“共同体”与“社会”作为主要译法，指出这一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语境中含义差别巨大，需要在跨文化交流中厘清与阐释。其次，他结合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强调文明之间应以欣赏与共生取代对抗，尤其在当今全球化和“新战国时代”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最后，他指出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服务当下社会与国家建设，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他以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为例，思考文明如何通过延续其核心基因，实现“可久可大”的发展，并将其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结合，强调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寻找文明主体性的根基。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不仅是一部文明史著作，更是一部思想史与世界文明对话的作品。它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提出文明共生互鉴的新框架，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学术支撑。会议强调，文明的伟大不是封闭孤立的结果，而是在互动、竞争与自我革新中成就的。地中海文明的经验与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参照，也为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世界文明新格局贡献了思想力量。

　　“文明共同体”这一概念，意味着文明论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或曰具有类似世界体系之错综关联与复杂结构的文明整体。

　　本书以“文明共同体”概念为核心，对早期地中海文明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是融通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与世界体系学说的原创力作。

　　本书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作为前轴心时代成就代表的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作为东西方文明（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希腊文明）之中介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以及实现了轴心突破的伊朗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本书还专门开辟一章对印度文明加以讨论。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致力于展现古代地中海世界内部复杂而深刻的精神互动与思想联系，进而探索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印度文明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共同体之间的精神关联。